阿拉伯民族自身就是游牧民族，阿拉伯半岛以及其他沙漠半沙漠地带盛产羊，马和骆驼。
此外，各省还提供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来自努比亚的黄金、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伊斯法罕的铜以及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还有帝国境内丰富的宝石蕴藏。
在工业方面，各地出产制造的亚麻布、棉、绒毯、陶器等制品（有时还有丝绸）既有利于本地消费，又有利于出口。
阿拉伯人还从在751年怛罗斯战役中俘虏的中国战俘那里学会了造纸术。
不过这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商业。
历史上，商业在阿拉伯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都巴格达不仅是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码头。
此外，巴士拉、安条克、开罗、亚历山大、凯鲁万、撒马尔罕等城市也都是东西方中介贸易的重要商埠。
早在伊斯兰教创立时期，穆罕默德就认为，“商人是世界的信使和安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并断定忠实的穆斯林商人在复生日将“居于安拉宝座的荫影之下”。
《古兰经》也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商业是所有穆斯林必备的义务和道德。随着帝国的形成，商业贵族也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
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商业的巨大收益，使阿拉伯帝国出现了与当时东西方封建文明不尽相同的工商业繁荣局面。
很多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从事以中介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
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范围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到南亚印度，再到西南欧的西班牙、北非的摩洛哥，甚至北欧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
当时，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也聚居着大批穆斯林商人。
这些阿拉伯商人成为了中国回族的族源之一。
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北欧和罗斯的蜂蜜、黄蜡、毛皮和木材等都是阿拉伯商人经营的商品。
大规模的阿拉伯商业贸易，促进了亚欧非兰大洲各个封建文明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推动了中世纪印度洋区域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打破了罗马时代以来地中海商贸圈，导致西欧依赖的东方商道被切断，间接导致了欧洲经济文化的衰落，而与拜占庭不断的海上争锋又使作为第三方的意大利商人得到了发展。
阿拉伯人的海上航行在发展航海业、造船业和帆船驾驶技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促进了航海所必需的地理知识和其他知识的积累。
阿拉伯海员在长期的航行过程中，研究和详细记述了印度洋上的季风，并且在航行中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季风从而大大缩短了航行所需的时间。
在古代阿拉伯的地理书籍中也记录了大量的海洋地理资料。
13—15世纪，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
甚至在十五世纪初，当中国明朝的郑和的船队到达印度之后，郑和也是雇用了阿拉伯国家向导导航来继续前往东非的航行。
而在一个世纪之后，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马吉德（自称“怒海之狮”）以熟谙如何在红海和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中航行而闻名，后被阿拉伯海员奉为“保护神”。
正是在他的指引下，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才顺利渡过印度洋，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
这一时期，阿拉伯海船上的装备也更加先进，从事远洋航行船只已拥有整套的航海仪器，如指南针、测岸标方位的等高仪、测太阳和星体高度的量角仪、水陀等，还绘制了标有岸上方位物坐标、水深和风向的海图和对景图。
阿拉伯航海家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在西欧沿海，非洲的东岸、北岸和西北岸，亚洲的南岸和东南海域，包括菲律宾、马来半岛和马鲁古群岛，都留下了阿拉伯海员和商人们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