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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什么，是依赖地下派帮搞暴动和暗杀，利用公开报刊搞鼓动和宣传？还是培养、训练出忠诚敢战的军队，推翻旧王朝，建立新国家？
或许二者都是，但除此以外呢，被一些革命党视为保守、落后，痛骂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的立宪派，所进行的实践活动，难道不是一场革命吗？
从动机上来说，清廷虽然是希望以立宪来换取万世一统、江山永固。但是，任何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各种力量较量后的妥协，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譬如清廷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其本意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一旦诞生便会自行滋长，它们一旦真的履行起民主和监督功能的话，它就不再仅仅是个橡皮图章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进西方民主的运作方式对破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固习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如选举制度破除了传统政治的非竞争性，议会政治挑战了**统治的非公开性，组织政党克服了民众参政的非组织性，地方自治瓦解了集权体制下的非自主性。
从谘议局、资政院、组织政党和地方自治等实践活动来看，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则民众（主要是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热情将持续升温，最后将象洪水一样无法阻挡。
换句话说，政治改革一旦启动，便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否则民众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其可怕的。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来自于结构性的变化，不是革命，胜似革命。在立宪党人和民众的的努力下，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逐步转型，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按照预备立宪的计划安排，一九零八年各省开始筹备谘议局，一九零九年便举行谘议局选举。在官方文件中。谘议局和资政院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谘议局对应的是地方议会，而资政院对应的国家议院。由此，立宪派也就迅速行动起来。
早在一九零六年。“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先是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以迎合清廷的预备立宪；一九零七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又以保皇派为班底成立了帝国宪政会，初具政党之雏形。
一九零七年四月十二日，陈文强倡议并组织。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人发出邀请，各省宪政同志会的首脑齐聚上海，召开大会。
参加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准备极为充分，立宪派或者称之为宪政派，开始初建政党，大力推进宪政发展。
在陈文强看来，立宪派就应该叫宪政派才更准确，对宪政的狂热程度。与革命党的沉迷暴力不相上下。听起来是互不相容，但从最终目标上看，却是殊途同归。
再说得明白一些，宪政派不过是年纪老成、持重谨慎的革命党，而革命党随着年长、成熟，或者抛弃了暴力之后，与宪政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满清朝廷交权、放权，只不过在目前所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当其中一个手段没有作用时，温和派变为激进派。和平派变成暴力派，也是可以预见的发展和转变。
而陈文强努力推进宪政运动，便是要倒逼清廷。清廷若是妥协，放权、让权的话。把权力和平地争取到宪政派手中自然比在清廷手中要好；清廷若是敷衍拖延，则是在激怒宪政派，破灭宪政派的希望，把他们推向革命党的阵营。
所以，陈文强是绝不会满足于清廷所提出的立宪时间表的。建立政党，选举谘议局议员。成立谘议局，筹办地方自治，成立资政院，速开国会……他和智囊们已经按照西方国家的民主历程大致设计出了步步紧逼的策略，每一步骤都要抓紧完成，以使清廷没有拖延的借口的时间，尽早地暴露出愚蠢、短视、**的真面目。
由于是首次开如此规模的大会，会场次序未免有些乱。但到会人员或舒缓或激烈的发言，偶尔也会被时起时落的拍掌声和哄笑声所打断，会场气氛倒颇为的活跃和自由。
虽然对外并未号称政党，但成立的“全国宪政会”已经具备了政党的雏形，最重要的是把各省的立宪派联合了起来，声势大张。
作为倡议人和主持人，陈文强不愧是立宪派的新秀旗手，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宪政会入会章程》、《会员守则》、《宪政会内部选举办法》等文件，使立宪派具有自己的标签，而不再是在语言和行动上予以区分。
而立宪派不仅有了机关报《时报》，也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选举出了总会和各省分会的干事，使宪政会由松散走向联合与团结，由各行其是到一致行动，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
对这些改变，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人是深为赞许，他们认为非如此不能壮大声势，不能敦促清廷尽快立宪。而全国宪政会的召开，使立宪派不再是江、浙、闽、湘、粤绅商的小圈子，而是几乎扩大到全国，以后更将大量吸收会员，甚至是支持立宪的官员，从而把势力从民间蔓延至官府。
大会就陈文强提出的议案进行了讨论表决，《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文件相继修改通过，将交由宪政审查馆核议，然后敦促朝廷正式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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