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春秋第4部分阅读

少年时，因为体形太“胖”，就没我的份了。有一天，教导主任木觉先老师看到了我，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像医生给病人进行体检那样，将我的身体从头到脚翻看了一遍。他用手指按了按我的脸和小腿，见被按下去的窝窝半天恢复不了，就说我是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必须补充营养。他叫总务科给我开了个证明并给了我钱，让我到粮食局买6斤黄豆，到供销社买3斤红糖，到食品公司买6斤猪肉，每天先用小碗将1两黄豆泡一泡，然后加上1两猪肉和半两红糖，放到食堂的饭甄里蒸了吃。这样吃了两个月，我全身的浮肿都消了，身体恢复了健康，我对木主任、对学校一辈子感激不尽。

如果说念小学主要是接受起蒙教育，认字识字的话，那么念中学就是正式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了。尽管初中学习的内容多了，任务重了，困难也大了，但我学习的热情却更加高涨，兴趣更加浓厚。我对各门知识都感兴趣，特别是对文史知识，兴趣更浓，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里百~万\小说，课外读物也尽看文史书籍。在我们班里，学习上龚丕富、徐延森和我一直都是前三名，数学徐延森最好，理化龚丕富最强，文史是我更有优势。徐延森当数学课代表，龚丕富当物理课代表，我当班长。镇沅一中六o级初一时共有十五、十六、十七三个班12o多人，到初三时有一部分学生辍学了，每个班的人数都有较大减少，学校采取了撤并措施，撤销了十七班，成绩较好的同学分别并入十五班、十六班，原来三个班里成绩较差的2o来个同学合起来留级为十八班。到毕业时，这一届毕业生就只有7o多人了。经过不断淘汰，毕业班的人数是少了，但教学质量提高了。

我们初十六班，是一个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欢乐集体，全班同学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不分彼此，同甘苦，共享福。有一次，附近农村的一个同学从家里抱来1只老母鸡，是家里让他到城里卖了交伙食费的。到城里后，他没有把鸡卖掉，而是抱回宿舍拴在床底下。到了晚上，他突然对大家提议说，要不要咱们把这只鸡杀吃了，我的伙食费等星期天去挑柴卖了交。全宿舍的人都表示赞成，于是将鸡拿到食堂外面的水池旁边杀死，摸黑拔毛收拾，用脸盆把它煮吃了。男同学的32斤粮总是不够吃，到了月底，谁计划不好，没有饭票了，女同学就会自动给你一点。女同学看到男同学的衣服裤子破了，露出了皮肤，便主动帮着缝缝补补，也是常有之事。1962年春天，学校西边五六公里的高山上发生森林大火，学校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全校男生上山灭火。我们天一亮就出发，8点钟到达火场开始灭火。火势很大，我们用带树叶的活树枝打火，由于没有经验，大家都只管拼命地挥舞树枝乱打一气，殊不知打得着火的枯枝败叶满天飞，这儿还没被打熄，周围又被到处点燃。更可怕的是，烧红的小石子也被打得满天飞，掉到人的脖子里，粘在人的肉皮上，马上就烫起水泡，火辣辣的疼。后来有人告诉大家，每次打下去之后，要按住并停留一两秒钟，将火压熄，这样就不会火星石子满天飞了，我们马上一试，非常灵验。到中午，大家又累又饿又渴，许多人的头发眉毛都被火燎了，渾身都是烧伤烫伤和挂伤，一点力气也没了。当时正是满山的野樱桃成熟的时候，虽然吃起来味道比较苦，但在又累又饿又渴，没有其他更多东西可吃的情况下，苦樱桃也变得好吃了。除此之外，就是吃野芭蕉芯，几个人合力扳倒一棵野芭蕉，撕开芭蕉皮，剥出芭蕉芯来吃，有些涩但水很多，比苦樱桃好吃多了。到下午4点钟，整整战斗了八个小时，山火终于被扑灭了，我们回到学校，已是下午6点钟。一路上，我们都只想着回到学校便倒头大睡，饭都不吃了。可没想到的是，一回到学校，班上的女同学们便从食堂里抬出一大箩米干及热汤、作料让我们吃，她们说又累又饿又渴时，这样汤汤水水的吃起来最舒服。原来是我们上山后，她们商量着从食堂把米退出来，拿到附近一个同学家里把米磨成浆，蒸成米干给我们吃的。我们每个男同学都无不为之感动，从此以后，每次劳动，男同学们都把着重活累活脏活干，只让女同学打打帮手干轻活。我们的班集体，就像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让人一辈子留恋。

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镇沅一中几乎没有开展过什么全校性的野外活动，三年中唯一的一次就是共青团支部组织的团日活动，因为全校团员、青年都参加了，基本上也可算是全校性的活动了。那次活动，由团支部书记钟光明及李桐春老师带着我们到离学校3公里远的一个叫元宝山的地方，先是进行入团宣誓、上团课，介绍共青团的基本知识，接着就是玩游戏打野战。

元宝山是镇沅县城附近游玩的“独一处”，一个不太高的平顶山包，平顶上长了棵很大的榕树，四周地势平坦，山坡上没有一棵其它树木，都是草地。大榕树根部，须十几人合抱才能围得过来。树根周围的平地上，爬满一尺来高的榕树板根，就像是一条条长凳，人坐在上面非常的舒适。大榕树在1米多高处分成了好几杈，每杈的直径都有七八十公分，差不多是与地面平行生长，人可以像走路那样在上面走动。整棵大榕树占地两亩左右，就像是一把撑开来为元宝山遮阳挡雨的巨大绿伞。

蹬上元宝山顶，钟老师宣布自由活动二十分钟，男同学个个都像猴子一样，蹭蹭蹭地爬到了树上，并在树上窜来窜去，用巴掌大的榕树叶卷成小喇叭吹，女同学则在树下对着树上的男同学叽叽喳喳地喊叫。从对面的公路上看，2oo多个青少年男女，就这样被全部隐藏进了一棵大榕树里。二十分钟后，团员们在树干上挂好一面团旗，举行了新团员入团宣誓。接着钟老师给大家讲解了中国青年团组织的一些基本知识，欢迎和鼓励非团青年们努力争取加入共青团。钟老师讲话结束后，便开始打野战。全部同学被分为人数相等的“红”、“蓝”两军，交替执行攻守任务。直打到有一方全军覆没，另一方即为胜者，如果双方同归于尽或最后剩下的两人职务相同，即为平局。两军都对等设置有总司令及若干军师旅团营连排班长及战士、工兵等指战员，配有地雷、炸弹、手榴弹等武器。每人的职务都写在一块小牌子上，揣在他她兜里。防守一方聚集在山顶居高临下坚守，进攻一方从山脚下四面发起仰攻，半山腰上设有由老师和同学组成的裁判组。双方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认准对方一个目标，把他她抓到裁判处，裁判员便根据他们的职务牌子判定胜负。如果人遇到武器，除工兵胜地雷外，其余都是同归于尽。胜者可以回队继续参战，败者牌子被裁判收走，就不能回队继续参战了，只能到指定的地方休息观战。战斗双方要取得胜利，需要有很好的组织指挥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头两战各有胜负，第三战我方大胆让一名平时很不出众的女同学当总司令，连斩对方三名军师级指挥官，当对方发现时，我方已将她换成了工兵，连排对方两颗地雷，又爆一颗炸弹，为我的方胜利奠定了基础。最后，我方以二比一取得野战胜利。下午五点钟，我们在鲜红的团旗引领下，排着队返回学校，大家都感到无比愉悦和快乐。

1962年，经同学罗正发、艾仁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青年团。学校团支部总共也就是七八个团员，钟光明老师任团支部书记，艾仁美、罗正发任支部委员。在共青团组织里，我开始接受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开始确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政治历史、经济科技和伦理哲学等各方面的书籍，进入知识的海洋，打开视野，开阔思想，不断地寻找和发现新的天地。正是初中阶段的学习，使我头脑中的鬼啊神啊什么的都没了，一切封建迷信的那一套东西我都不相信，从前父亲给人请神送鬼的把戏我也把它拆穿了。我知道了这世界上的一切发展变化，都是物质运动的结果。人的一生所追求的应该是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从社会得到更多回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1963年我初中毕业时，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升高中，将来考大学；另一种是读中专，三四年毕业后参加工作。按照我的家庭情况，升高中考大学根本不现实，唯一可选的就是读中专，早点毕业参加工作。当年在镇沅一中招生的有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财经学校、水利学校、农机学校及思茅地区师范学校等七八所中专学校。冲着申请到甲等助学金后，除了免交每月11元伙食费之外，还能得到两元零花钱的优惠条件，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而且在填报志愿的表格上，一二三志愿写的都是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可惜这一次升学考试我临场发挥不太好，有一道几何求证题没有能做完，因此对能否考上云南省省第一工业学校，我心里也没有底。考完试，参加完毕业典礼，我就回家边参加劳动边等待消息。

3 求学记三

在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

我初中毕业回家劳动不到半月，公社粮管所的人就到我家找到我，说他们需要助征员，只要我愿意干就可以去干。并说按往年的情况，征完粮后，公社一般都会安排助征员到企事业单位工作。我没有做更多考虑，当即就同意了。粮管所组织我们几个助征员到县上进行了两个礼拜培训，主要是学习粮食验收等级标准，回来后便开始公余粮征购工作。刚开始工作一周，我就收到了云南一工校的录取通知书，我和所长讲我不干助征员了，我要去读书。所长很为难地说，你已经进行过培训，你现在不干了，叫我们怎么办让我们去哪里找人来干自知理亏，我也就没多说什么。母亲知道后，也恳求我说：“孩子，你现在已经有工作干有工资领了，只要好好工作就行了。你在这儿工作，离家也近，也能给我们母女一些照顾，你要是到了昆明，不但照顾不到我们，就是我们想见你一眼都见不着，妈就求你一回，这次你就不要走了好吗”我感觉到去继续念书的阻力不小，加上连去的路费都没有，也就只有无可奈何地将这次上省城读书的机会放弃了。

所领导安排我具体负责全公社八个大队中三个大队的公余粮征收工作，任务很重。交粮的社员排成队，我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1o月底的一天，我接到镇沅一中鲍丕杰校长打来的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一工校报到，如果不是对方来函询问，他们还不知道我没去。我说主要是我没有路费，他说没路费为什么不早说，有困难的新生，到学校报到的路费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叫我赶快办理好迁移户口和粮食关系到学校找他。这一下我冷了的心又热了起来，我直接跑到公社找领导，到了公社，只见公社办公室主任正向一个不认识的人汇报工作，那人像是个上级领导，我就干脆把我的情况和要求都向他们一起说了。那位领导听了以后，先是有些奇怪，后是有些不满，严肃地对办公室主任说：“你赶快给他办，一定要让他去念书，粮管所那边的工作让他们再想想别的办法。能考到省里去念书的，你们公社有几个县里又有几个培养人才是大事。”于是办公室主任当场就把我的手续给办了，后来听说那位领导就是县委宣传部长。

又一次先斩后奏，我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才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了以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滴滴答答掉眼泪。我对母亲说，我现在还年轻，多读些书对我以后有好处，请他咬咬牙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了，情况就会好的。又是叔叔站出来帮我说话，他说手续都办好了，去就去吧，家里的人有口饭吃就行了，多读书对他肯定有好处。母亲搽干眼泪说，我又何曾不是这么想，只是家里连被子都没一床，他去那些冷地方怎么过呀叔叔立即从他床上扯下一条羊毛毡给我，我就这样带着一条羊毛毡、一床棉毯离开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