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私人的琐事不提，李家军从榆关西进之后，每日的推进度，都在一百里以上。
由于契丹人没有料到，李中易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悍然西进。所以，幽蓟大平原不仅没有坚壁清野，反而呈现出一种安详的居家气息。
这么一来，沿途所缴获的粮草等物，用堆积如山来形容，都无法概括其全貌。
至于李中易最为看重的人口，按照参议司军需房的统计，当目前为止，一共掳来了五千多户，三万余口。
其中，不少是耕读传家的大户人家，这些富裕的人家，既多粮食和银钱，又多年轻力壮的下仆，正是理想中的南迁对象。
持久性的战争，尤其是国战，打的不仅仅是兵马和钱粮，还有至关重要的人口。
目前，大周朝尚未统一南方，总人口也不过区区三千多万而已。当然了，由于繁重的徭役、田赋及丁口税，民间多有隐匿人口的利益驱动。
按照李中易的初步估计，如今的大周朝，总人口应该有四千多万，成年的二十岁至四十岁壮丁大约八百来万。
在这个没有全国人口大普查的年月，不仅人口是笔糊涂帐，就连至关重要的纳税田亩，也都模糊不清。
和人口相比，各地的大户、官绅、武将之家，隐匿田亩的利益驱动，也更加的强烈。
别的地方李中易不太清楚，可是，他当开封府尹的时候，曾经做过田亩的暗中抽查。结论令人十分吃惊，就在皇城根下，豪门权贵隐匿的良田，保守估计在四成以上。
权贵们拥有这么多良田，不仅不纳税，而且利用雄厚的资金和粮食调节能力，于大灾之年，屡屡逼迫自耕农们破产变成流民。
这便是治乱循环的结果！
治乱循环的本质是，重农抑商抑工的基本国策，让权贵们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导致垦荒的度永远不可能赶上土地兼并的度。
王朝建立之初，大量人口因为战乱而被消灭，统治者们刚刚经历过战乱，知道官逼民反的恶果。
于是，各种恢复生产的政策，便随之应运而生，比如说，按丁口授田。
等到权贵之家开枝散叶，需要供养的特权阶层人士越来越多，渐渐入不敷出的时候，便会把歪脑筋打到自耕农的身上。
实际上，距离此时最近的两宋，就不抑土地兼并。两宋的基本国策，就是重农不抑商，甚至商人还可以参加科举做官。
可惜的是，北宋对士大夫特权阶层太过于放纵，需要供养的各级官僚及其子弟太过于庞大，导致财政濒临崩溃。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根本目的不是利民，而是与官绅阶层争利，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
自古以来，凡是不思财富开源，只考虑从官绅阶层手中分利的改革，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隋炀帝和雍正帝的名声，在士大夫阶层里面，那么的臭气熏天，根子问题就在于，他们破坏了官绅阶层的根本利益。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高的本质，是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官。然而，读书考科举，又需要殷实的家底。
在这个生产力不高的时代，就算是相对富裕的自耕农，也很难常年累月的养着一个不从事生产的读书人。
李中易身为后来者，又以御医的身份，久处于核心权力圈中，广博的见识让他对历代执政之得失，看得一清二楚。
打破治乱循环规律的根本，其实是，不能堵死寒门子弟上升的通路，充分的扩展就业的渠道。
必须重农重商重工并举，让寒门弟子即使无法读书作官，也可以靠着勤劳和智慧在商场或是工厂里谋个好出路，
历史上的两宋，为政比较宽容，穷人的出路比较多，哪怕是土地兼并依然十分严重，却几乎没有全国范围内的揭竿大起义。
两日后，李家大军云集于安喜县城，将整座县城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城。
安喜县，虽然是一座县城，却因为是蓟州，乃至南京析津府的东大门，军事地位极其重要。
据细作传来的情报，契丹人不仅在此地驻军多达三万人，并且把安喜县城当作了囤粮的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