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伦顿医院出来之后，约翰就拒绝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因为治疗让他感觉迟钝，不能思考数学。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一个研究员的闲职。于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就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跑鞋的中年人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在校园游荡，在整块黑板上写下不可逻辑的公式，拿着几百张前夜刚刚演算好的数学公式出现在某位教授的办公室。学生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数学楼幽灵”，但却很少人知道这个幽灵到底是谁。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约翰的亲朋好友开始注意到，他渐渐不疯了。约翰的眼神变得清澈了，他的行为变得有逻辑了。可是在缺少医疗的情况下，约翰是如何康复的呢？约翰认为，“只要我想。有一天，我开始想变得理性起来。”从那天起，他和他幻听的声音开始辩论，驳倒那些声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识分辨错觉。”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案例，虽然雨果对心理学了解有限，但是在约翰的个案之中，疯狂和理智似乎变成了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以至于雨果甚至不再相信他真正疯过，而是……理性地选择了疯狂，又疯狂地回归了理性。又或者再更加准确一点来说，在七十年代以前，他疯狂地将所有理性运用于数学之上，所以导致生活失去了控制；而进入七十年代之后，他有意识地选择将一部分疯狂运用于数学灵感之上，而剩余的疯狂则用理性囚禁了起来。
这种想法太过大胆，也太过疯狂，即使雨果对心理学没有研究过，也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仔细思考一下约翰发疯的起源，似乎又不是那么没有依据了。
约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古怪傲慢、内向孤僻的人，在小学时期他的成绩就不好——包括数学，甚至被老师认为是一个学习成绩低于智力测验的学生，比如在数学上，他非常规的解题方法就备受老师批评，但约翰的母亲却对儿子充满了信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另辟蹊径恰恰是他数学才华的体现。不仅仅是数学天才，大多天才都是如此，这没有什么值得稀奇的部分。
可是，一个本来就个性古怪的人又怎么会被认为突然就发疯了呢？原因是因为在五十年代末，约翰三十岁的某一天起，他突然声称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是一伙的，他们全是“阴谋家”；他宣称艾森豪威尔和梵蒂冈教皇对他没有丝毫同情；中东的动乱让他深感不安，他打匿名电话给亲友，说世界末日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翰第一次被送入了精神病院。后来他离开麦克林医院时，从麻省理工辞职，提取了所有养老金，宣布他要去欧洲旅行。1959年七月，约翰抵达了巴黎，他看到了整座城市充斥着抗议核军备竞赛的游行、罢工、爆炸，他数次到当地政府求救，希望放弃美国国籍；他甚至到了日内瓦，因为这座城市以对难民友好著称，他向瑞士人宣称，“美国的体制是根本上错误的”，但没有人相信他。最后，他被送上飞机遣送回归，事后他自称，他被送上了一艘船，就像奴隶一样被链条锁着。
在被遣送之前，约翰在欧洲游荡了九个月，到处都像巴黎那样满是冷战意识下的喧嚣与骚动，北约与华约的阴影在欧洲大陆上空来回徘徊，这九个月极度富有隐喻的游荡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些虚构世界里流浪四方的英雄们：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笔下念念不忘恒河的女乞丐，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笔下用一天时间游历都柏林的布鲁姆先生，还有荷马（homer）歌颂的花费十年返家的奥德修斯，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笔下游走天下的堂吉诃德……
这让雨果回到了大学时代，古典文学著作里的人物与约翰开始一点一点重合：他们用漫无终点的身体游荡企图达到某种精神目标。
约翰在欧洲目睹的种种疯狂景象让雨果忍不住好奇：一个刚刚离开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何去面对一个比精神病院更加疯狂的现实世界。就好像“飞越疯人院”里渴望走出去的麦克墨菲，就像“楚门的世界”里挣扎破茧而出的楚门，就像“海上钢琴师”里永远走不出去的1900。
这个现实世界一直在标榜着自己是“正常的”、“理性的”，但欧洲大陆的连绵战火却让精神病院看起来像是世外桃源。
残酷血腥的现实究竟是让人类变得更加理性还是更加疯狂？人们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某部分人宣判“你是疯子”，但事实上，疯狂与理智的界线已经成为了社会强权的体现：偏离了所谓社会主流轨道的，就是疯子；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则是正常。这是“楚门的世界”，也是“美国美人”，更是约翰-纳什的一生。
当人们迫不及待地宣判约翰是一个疯子时，何尝不是主流社会对小众群体的迫害。当然，也许约翰的神秘幻觉和胡言乱语却是让人胆怯和恐惧，但冷战的铁幕落下之后，人们却发现，当初约翰的那些“疯狂言论”却更像是先知的预言，而人们对未知、对不确定的恐惧，却为约翰贴上了“疯子”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