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还是加强政策和税法宣传，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避免纳税人因政策不知而误入偷税行列，对恶意偷税的，加大稽查力度，扩大社会曝光面，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形成社会监督体系。
商人逐利，有心人少，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在此刻表现的淋漓尽致，虽然徽商们已经获利了，但让他们拿出一些缴税，很多人内心都是有些不平衡的，除非再有新的利益出现。
朱慈烺思考了一会儿，开口道：“只要诸位配合纳税，本宫是不会亏待大家的，不久朝廷就会开放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几个地方为通商口岸，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这之间的商机相信大家都明白。”
朱慈烺的话，说得在场各人心中大动，大明的海贸繁荣，外国的那些红夷需要的货源极多，丝绸、瓷器，一船下去能赚很多银子，要是有个船队，一来一往，这之间的商机……
看场中各人开始兴奋地议论，朱慈烺笑了笑，明朝的海贸非常繁荣，并非普遍认为的“南宋为海上贸易高峰期，而明初为海上贸易低潮期，似乎与海禁有关”。
这种结论是源头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包括汤姆哈里森等几个外国佬发现大量的瓷器（主要是龙泉青瓷），他们以为是宋元时期的瓷器，很少遇到明初的瓷器。
后来随着明代龙泉官窑的考古发现，这才意识到那些所谓宋元时期的瓷器，其实是明初的龙泉青瓷。
在龙泉青瓷的断代被纠正之后，许多以往在日本，东南亚等地发现的，曾经被用来证明“南宋海上贸易发达”的证据，现在看来其实都是明代的。
明初所谓的海禁时期，大明的海贸尚且如此，晚明时期则更盛，这点在史学界都是无可争辩的。
关于宋朝海贸，一般人印象宋朝手工业发达，大量出口，以为所谓宋代海贸的重点在于通过出口赚取利润，从而“富民”，实际上宋朝三冗的压力下，官府财政依赖海贸，这其中主要是通过进口的抽解，尤其是官府禁榷垄断乳香等进口物品，政府卖出获取财政。
宋代所谓庞大的海关收入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垄断许多进口（和买），是总量概念，而不是关税概念。
总体来说，到了南宋后期海贸因为政策的问题逐渐衰败，并长期以逆差为主，出口量并不是特别大。
到了明朝，无论明初的官营贸易，还是明代后期私营主导，以出口为主的贸易，大明是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一举改变了宋朝时的贸易逆差。
只有大量出口才能使得国内商人盈利，从而达到富民，大量进口是别国赚钱。
万历四十五年成书的《东西洋考》中提到：“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餎国，中餎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
说明在当时人的眼里，晚明海上贸易达到空前繁盛，“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
朱慈烺趁热打铁道：“海贸只是其一，朝廷日后还会开放各地矿山，只要身家清白，资财充足者，向官府申请后都可以开采！”
徽商们更是哗然，那些矿山等物，如铁料、煤矿等更是暴利之业，相关巨富者不计其数。
皇太子在江南整合了几十万大军，对煤铁的需求越大，以往那些矿山被勋贵豪强们占据，现在太子承诺这些经营权可以外放，日后自己要是有机会......
大堂内外各人喜形于色，很多有实力者都在盘算自己可否能捞一杯羹。
朱慈烺已经决定，除了军器局这些生产武器的军工外，其他相关的原料生产，开采业，冶铸业，煤炭业等都开放给民间，朝廷只需要做好监督即可。
如此实行，各行各业都可以蓬勃发展，带动一大批相关行业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
张大彪道：“有太子殿下这些话，我等只需紧跟殿下，想要发财还不容易吗？”
他的话让很多人不由自主的连连点头，搭上朝廷的顺风车，比什么商机都来的实在，与未来的商业利益相比，这一成商税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事。
一时间，大堂内外响起了一片呼喝声：纳税光荣，偷税可耻！
看着眼前热烈的气氛，朱慈烺笑而不语，有了利益互换后事情果然变得简单了，商人如此，读书人亦是如此。
不过朱慈烺仍然觉得，仅仅这些还不够，不守规矩的人大有人在，必要时还得用鲜血来提醒他们，到底谁才是主导者，不守规矩会有什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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