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钱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都是大道理，而不是可以摆上台面的理由。

在2042年11月，也就是内贾德险遭刺杀前大约1个月，共和国当局在“战争经费”与“库尔德人安置办法”上率先向伊朗发难，为后面不介入伊朗内部斗争做了铺垫，并且最终成为了共和国疏远伊朗的重要理由。

“战争经费”与“库尔德人安置办法”既是两个现实问题，又是两个关键问题。

2041年底，共和国当局就公布了2041年8月3日第一次宣布停火之前的战争开支，总费用超过了50万亿元，其中按照国际惯例、需要与盟国分摊的战争费用为17万亿。次年年初，共和国当局就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向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提供了“战争经费分摊办法意向书”，并且在2042年2月初在共和国首都举行了第一次四国外长、财长与防长（国防部长）联合会议，商讨战争经费的分摊办法。

按照共和国当局发布的“意向书”，在17万亿由盟国共同承担的战争开支中，共和国承担51%，另外49%由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根据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与战争损失分头承担，其中伊朗承担21%、伊拉克承担16%、叙利亚承担12%。

可以说，这个分担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在大规模作战期间，叙利亚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所以承担的战争费用最低。伊朗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只是认为伊拉克承担的战争费用太少，应该与伊朗均等，既各承担18.5%。毫无疑问，伊拉克不可能接受伊朗提出的分配方法。

四国部长会议进行了好几轮，直到2042年8月，四国外长才在北京达成具体协议，共和国承担54%、伊朗承担19%、伊拉克承担17%、叙利亚承担10%。随后共和国就与伊拉克签署了一份单方面协议，即在2050年之前，以政府担保的方式，向伊拉克提供2000亿元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就是说，共和国当局以变相的方式，为伊拉克提供了相当于战争开支1%的投资，以此弥补了伊拉克的损失。

对于共和国的做法，伊朗当局非常不满，在2042年9月初向共和国提出抗议。伊朗当局的抗议不但不会收到任何效果，反而给了共和国对付伊朗的理由。受种种因素影响，2042年10月底，伊朗当局以拒绝支付战争经费来要挟共和国。在伊朗还没有澄清为什么暂缓支付战争开支之前，共和国就采取行动，以伊朗当局违反四国部长会议达成的结果为由，要求伊朗当局立即公开道歉，不然共和国将冻结伊朗的所有在华资产。

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要知道，伊朗的海外资产中，至少有六成在共和国。更重要的是，伊朗高官在海外的个人资产中，超过八成在共和国。虽然共和国当局还没有宣布冻结伊朗公民的在华资产，但是随着局势发展下去，最终肯定会威胁到伊朗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相对而言，“库尔德人安置办法”只是一个引申出来的问题。

与“战争经费”一样，“库尔德人安置办法”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分配。

2042年3月，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完成了库尔德人人口统计，其中伊朗的库尔德人大约有450万、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超过了600万、叙利亚则有大约100万。与此同时，共和国的一家民营调查机构也按照与军情局签订的秘密合同，对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进行了一次大范围问卷调查，在受访的5万多名库尔德人中，大约15%愿意无条件迁往土耳其南部的军事占领区，还有大约60%愿意有条件的迁往军事占领区，而这些人提出的条件中，又以财产处理与生活安置为主，即能够得到多少迁移补偿。

针对这一情况，共和国在2042年6月向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当局提出了向愿意迁移的库尔德人提供安置补偿的意见书，其中就提到，共和国愿意为每个到军事占领区内安家的库尔德人提供50000到75000元不等的安置费用。因为在此之前，共和国当局已经承诺为占领区内的每个库尔德人补偿同等金额的安置费用，所以这项政策并不特殊。问题是，共和国当局在意见书中还提到，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是当事国，也是直接受益国，应该为迁移的库尔德人提供更多的安置补偿。共和国当局也不是不体谅3个盟国的处境，在意见书中明确提到，共和国可以通过贸易补偿、技术转让、基础投资、人才培训等等方式来补偿3个国家在安置库尔德人问题上遭受的损失，并且保证在战争结束之后，向3个盟国开放军事占领区的经济市场。

总的来说，共和国是真心想办好这件事情。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的75%的库尔德人迁往军事占领区，共和国就得在800万库尔德人身上花掉大约5000亿元。虽然对经济总量已经突破300万亿、年税收高达50万亿的共和国来说，5000亿元算不上压力，但是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如果按照共和国的提议，以同等的方式为800万库尔德人提供安置补偿，那就是个问题，而且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由此可见，钱才是最大的问题。

当然，比起“战争经费”，这点钱就算不了什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内贾德过于注重国家利益，或者说，想借此机会洗劫那些控制着国家财富的政府高官，并且利用打击腐败来对付哈什，所以由“战争经费”带来的众多问题中，伊朗与共和国关系倒退还是其次的，伊朗的政治动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甚至可以说，内贾德在2042年底险遭刺杀，就是因为他在国内政治斗争上玩得过火，迫使伊朗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得不拼命反击。换个角度看，伊朗国内证据的这种乱象，让共和国当局更加不敢对伊朗抱太大的希望。

内贾德遇刺，终于引爆了伊朗政坛下的炸药桶。

必须承认，文明进步的力量是任何宗教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在2042年12月23日（内贾德在这一天被人行刺，直接原因是伊朗在停战谈判上做出了让步）到2043年1月7日的15天中，伊朗的政治地震既在国际社会的意料之中，又让众多国际形势观察家倍感意外，因为在15天发生了3次军事政变之后，笑到最后的不是最高精神领袖哈什，而是命大福大的内贾德。

在评论这15天中在伊朗境内发生的事情时，众多西方新闻媒体都用了一句话：文明的力量战胜了宗教的力量。

虽然没有哪家西方新闻媒体重点提到伊朗政治剧变中，共和国因素起到的作用，但是谁也不应该忽视数十年来，共和国在文化交往上对伊朗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在政治地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伊朗军人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