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从后世的时候看电视就产生过一个疑问，一帮从小到大都是读着“子曰”的儒生在做官后判案能力能过关么？！后世有专门的法律专业，现在大宋只有国子监有相关的科目，不过培养数量有限而已。
王静辉名下的各所书院也有专门学习律法的人才，不过由于将来服务的对象是帮助平民打官司，这有损于读书人的名声，故而学习的人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作为选修课程是为了将来入仕做准备。他也是有感于自己开办的律法专业人气不旺，所以也借着这次改革来把自己学院向国子监靠拢，以便吸引更多的生员来专门学习法律。
其实王静辉名下的书院和大宋各大有名的书院都有紧密的联系，像江西五老峰下创办与唐末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都经常有来往。
王静辉名下的书院除去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两大书院之外，其他书院还并没有彰显名声，不过有他雄厚财力做后盾，发展自然是不成问题。除了与大宋其他各大书院加强交流之外，王静辉还出资办了不计其数的萌学，这些萌学分布甚广，师资力量并不是很雄厚，除了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派遣学生充任老师之外，其他各大书院也都就近伸出援手。这也是王静辉和各大书院之间地一个协定。
从王静辉开始发家开始便已经投资办学，开始的时候除了建了华英书院之外，便着力向以往名牌书院投资。也许几万贯建立一个书院并不算贵，但书院的教学人员却很难得，华英书院也是靠着汴都开封才得以这么快的发展，若是在外地建立书院还不如向老牌书院投资来得划算。长此以往也可以积累深厚的交情，当王静辉在杭州建立西湖书院的时候。附近的大书院都纷纷抽调自己地人才帮助建立书院，这才使得西湖书院也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两浙路甚至是整个南方数得着的大书院。
王静辉给大宋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上的补充，更多的是培养人才上的改变。华英书院与西湖书院所开设课程门类之丰富是以往大宋教育界地人们所未曾见过的，而且为学生安排了各种出路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学生除了入仕当官之外还可以有更多地选择，尽管有些读书人还为了所谓的“面子”对书院所开设的其他课程不屑一顾，但不可否认地是凡是从两大书院出来的学生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自立。
事实上在王静辉地影响下，各大书院在和华英书院与西湖书院相互交流后，对自己书院办学的方向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的具有开放风气的书院已经开始仿照两大书院地模式来开设其他课程。不过他们可没有王静辉两大书院这么雄厚的财力和人才，所以规模上也受到限制。
不管怎么样，王静辉还是非常乐得看到这样地变化的。宋朝文化上面比较开明，只是受到儒教一家独大和科举考试的限制才使得教育方面过于单一化。现在连商科都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这样办学规模在大宋首屈一指的大书院，那工科等学科的科目开办更是不可少。大宋现在家大业大就需要更多具有专长的人才来推动它的发展，否则还是转回到历史的老圈子中，充其量这个朝代持续的时间长一些罢了——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朝廷统治架构的变革同样重要！
朝廷官制改革自然有王安石他们去忙活，还有在幕后给皇帝赵顼支着的神秘人更是让王静辉心怀忌惮，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底下实实在在的做些实事。朝廷已经通过了他对培养法律人才的奏章。天下书院中能够有资格和国子监来合作的莫过于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其他书院在得知其中内情后也不遗余力的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纷纷在自己的书院内部开设了律科，待到时机成熟后便与国子监展开合作，向国子监输送自己的律科人才。
现在大宋的读书人也越来越认识到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立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原本大宋就倡导文治，读书受到教育人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前代任何一个时期，虽然朝廷扩大了对进士入取的数额，但相对于庞大的读书人队伍还是显得杯水车薪不堪重负。王静辉所办的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给了读书人一条新的出路，以往不受到重视的“杂学”居然也能够报效国家，也能够安身立命，这不禁让人眼前一亮，更多的是留给有识之士的思考。
王静辉也认识到光是仅凭自己所主持的华英书院与西湖书院来完成某些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在人力财力非常雄厚，但地方书院同样也非常重要，至少大宋军队中还缺乏大量的军医，而大宋的司法机构也同样缺乏足够合格的专业人士，若是仅凭两大书院来培养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够满足需要。
从大宋朝廷统治高层许可了王静辉的奏章之后，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便向大宋其他著名书院选派老师和学生，辅助它们建立自己的律科和医科，各大书院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非常欢迎这些来自两大书院的人。大宋的各个书院由于建立的地理位置不同，对两大书院提出协助其办学开设的新科目也不同——北方书院除了倾向于医科和律科之外，对工科反而相应不大；而南方书院由于其地理位置则更加偏向与工科。
不管大宋的各大著名书院对于学科有什么偏好。在这点上王静辉到没有多少下手去干预地想法，除了派出相应的人才去辅助之外，为了尽快能够使其具有规模化，他还分别向各大书院注入了总共一百二十万贯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办学。
一百二十万贯资金大大促进了大宋各大书院的发展，不要忘记在两年前王安石对太学进行了初步的改革，使得太学生的数量达到了一千多人，朝廷给太学的办学经费不过才三万贯而已。当然这些太学生和后世地研究生有些类似——他们是有月奉的，而且数额还不少，这当然又是另外一笔帐了。
不管怎么样，一百二十万贯资金分配在不到三十家书院头上，每家至少也有四万贯，这对于一个书院来说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而且在大宋目前来看，除了华英书院就读的学生数目超过了一千人达到了一千八百人之外，西湖书院作为南方书院的翘楚人数也不过才是华英书院的零头而已。至于其他著名书院最多者不过四五百人。四万贯的办学经费平摊到每个读书人地头上也有一百贯之多，这大大缓解了这些著名书院的紧张的经费。
宋朝自立国以来严格地来说除了立国之初的时候教育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长足进展之外，在庆历年间范仲淹和现在地王安石都兴办书院来发展教育。不过他们两人所主张的官办教育除了受到经济上的制约之外，还要受到政治斗争地影响，要不是王静辉的出现，可以预想王安石肯定会做范仲淹第二，人走茶凉官办教育必然会回到原有的轨道上来。
王静辉的出现使得王安石似乎有摆脱范仲俺宿命的苗头，至少王安石地腰包比范仲淹阔绰的多，不过这也是暂时地现象而已——大宋官制改革过后宰相的力量已经很大一部分被十个副宰相所分担，他的政策能够多久还很难说。王静辉则没有这个负担。他不用担心政治上的风险，因为他拿出来办学的钱都是他的资产。而且他已经成为大宋商人的头领，只要他一声令下虽然不如皇帝赵顼的旨意那么好使，但让大宋商人联合起来每年掏出一百来万贯办学还是可能的，不过前者是强制，而后者只是运用自己的威望。
在今年王静辉投资教育的资金还远不止这一百二十万贯，他名下的两大书院还有上百所萌学一年下来的开销也不少于一百五十万贯，再加上他和富弼的协议要帮助西北建立学校，这些加起来所需要金钱总共达到四百万贯之多，可以说是王静辉投资教育以来花费最多的一年。如果仅仅一年花费四百万贯至多也是让他有些皱眉而已，但是书院这个东西可不是店铺，你一次性投资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它可是绝对赔本的买卖，无法产生收益，而且以后每年都要向其中继续追加投资，算来算去没有一定身家是绝对玩不起一所书院的，就算是王静辉也有些吃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