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论？”司马光默默的想到。
“其实介甫先生真的是学究天人，他的话虽然有些偏颇，但确实是非常有道理！不过世事无常，有时候有道理却并不是真的适合现在的形势，韩国公的‘天主人君’尽管有些飘渺无迹可寻，但在这个时候却是最佳的方案。事实上先生可能还不知道，监天监的官员通过望远镜测星空，已经证明了月亮不过是环绕我们大地旋转的一个大球体罢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推断我们是围绕着太阳旋转，弄不好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大地也是和月亮一般是一个球体1先生，王甫的‘天变不足论’也许是正确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各地发生的灾害并没有什么自然关联，朝廷中的一些人对王介甫的指责可以说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灵的存在……”
“这和报纸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博古通今，精心治史，自然明白皇权大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不宁唯是弼和王安之间的矛盾便是在于皇权限制之争——富弼想借‘天命’来限制皇权，准确的说是限制皇帝对根权力的滥用，这种想法是极为正确的1而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却是希望皇权的力量达到最大的限度，以便使皇帝能够在他推行变法，避免反对意见对变法的阻碍，这样做倒是可以理解的，当年商鞅变法不也是在皇权的强力下才成功的，王介甫自比商鞅，精研《老子》权谋之道，自然想到的便是这一道路。”王静辉还是没有正面的回答司马光地问题，继续按自己的节奏来“催化”司马光。
“这么说改之认为限制皇权是正确的了？”司马光也不执著于报纸的问题，干脆放下来，用一种对待学术问题的心态来和王静辉说话。
“准确的说是限制皇权的滥用且味的限制持权并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现在的大宋正处于中兴关键阶段的时候。唐宗若是权力受到限制，未必能够达成大唐盛世的景象，而汉武功地权力若是得到限制，在其五十年的统治时期内也就不会的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战争！皇权是应该得到限制和控制，不过即便是韩国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非常无奈的——‘天命’的借品与现实的状况相比，未免有些太过脆弱了些！不过王安石的为皇权松绑，在现在看来是符合其政治目地的。但这种状况就连王安石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待到他心目中的变法达到预期效果后，他地头等大事便是想着如何限制皇权了！”王静辉冷冷的笑道。
就史实来说，王静辉所知道的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地变化大一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延缓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消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臣相府客馆丘虚而是已“，臣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地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样信组成的名叫尚书地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未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地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消弱，如东汉未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普通为”挟天子“臣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扣为到瑛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前奏。
同不水胀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未年，宋人尽管的“唐未帝五，致鑫阙失”之说，可是当时藩镇割据，“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皇术固然弱，相权也不可能强。这中然与君相一体的原则基本相符，但它无非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动转状态，自不待言。不过宋代却开了一代先河——皇权和相权都是十分强的，皇术和相权在终宋一代很难说有谁盖过了谁，但是也有例外的地方，那便是王静辉所处的时代，历史上皇帝赵顼为了推进变法，在熙宁初年的进候动手了庞大的皇权为王安石开路，咬地统治高层来了一次五换血。
司马光不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评价完全是脱胎于他的《资治通鉴》的观点，心中非常赞同，因为很少有我在汉武帝巨大的光球下面所隐藏的危机——汉武帝几乎就是秦始皇的翻版，将秦始皇所干过的坏事又重新干了一遍，不同的是汉武帝在其统治后期也看到他施班不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不仅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会忏悔，更是在朝中选拔了得力的官员，为自己的子孙找好了帮手，所以才让汉朝又延续了下去——司马光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有着独特不同于寻常人的见鲜，这种态度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了皇帝赵顼，现在的皇帝已经不再以汉武帝为榜样了！正是这种见解却深合司马光的心意，也由此让司马光对王静辉有了一咱莫名其妙的好感。
司马光听后点点头，他能够理解王静辉话中的意思，自古以来皇权强弱之间的转换明显的应对了一个王朝盛衰的变换，皇权强弱与王朝盛衰有着直接地关联，但这中间的关系又有着其极为复杂的关系，并非是绝对遵循一个规则而动行的。即便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有个模糊的认识。而王静辉能够对此做出如此判断已经实属难得，这与驸马的年龄和阅历有着极为不相称的对比，不禁让司马光对驸马的评价有高了几分。
“以改之之见，韩国公的做法莫非是最好的办法？”
王静辉摇摇头对司马光苦笑地说道：“先生这么说难道也认为魏国公地‘天主人君’是最好的方法吗？先生心中自然是对此法也心存疑虑吧！”
司马光听后也是微笑了一下说道：“的确如此，不过某也拿不出比韩国公更好的办法！”
“这也未必！在下前来和先生商议朝廷出版报纸的事宜也许便是一条比较好的通路，只是这么帮前途也是不明罢了，但绝对要好过韩国公地办法！”
“哦？！愿闻其详！”
“先生难道忘记本在朝赵普赵相公了么？”王静辉微微一笑的反问道。
司马光听后顿时明朗——一次，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回答道：“道理最大。”不过随即司马光又摇摇头，对于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这个说法。宋太祖“屡称善”。不过道理毕竟不是一种权力。何况它具有不确定性，约束力又不强，司马光对与这样的说法虽然是内心上赞同，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常年沉浮于宦海当然清楚“道理”究竟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