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中国，秩序堂或者说祠堂，往往就是族规的象征，是一个家族精神教化的圣殿.
而这代表规矩的秩序堂就是封建礼教下对人性的最大禁锢的代表..
我想告诉观众的就是当这种规矩成为一种规范，衡量的戒尺掌握在别人手上的时候，规矩就没有感情可言了“.
对于自己的电影能得到贝托鲁奇这位大师的看好，张一谋心中的高兴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特别贝托鲁奇还是这届电影就的评委会主席，那是能个人就能决定金棕榈归属的存在.
“张你对电影的把控比起红高粱时候又更近了一步，你在菊豆里表现的更像一位导演而不是摄影师了.“贝托鲁奇称赞道.
“是的主席先生.在《菊豆》之前我拍电影一直是站在摄影师的角度，不太重视调动演员，不太重视挖掘人物内心，更注重的是电影的整体风格、造型和视觉冲击力。
《菊豆》虽然仍有“染布作坊”一类形式感的东西，但却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屁股坐到了导演的位置上。“对于贝托鲁奇能准确的发现自己在电影拍摄上的变化张一谋心中很是激动.
这说明，贝托鲁奇对自己的并不单单是商业吹捧，而是实实在在的有关注过自己，关注过自己从红高粱时候的不成熟到菊豆现在的进步的.
“没错.张你更像个导演了，你的变化很明显，不但对于电影的把控更加到位，而且对于演员的调教也是进步非常大.“贝托鲁奇笑着把话题从电影延展到了演员上.
“是的，主席先生说的没错.《红高粱》中之所以能表现那种狂放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男主角姜文的表演。
姜文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演员，所以他演的那个人物就非常有光彩。反过来再看那时的巩俐，就会发现我那时候的功力还局限在只能提供给演员一个很好的造型与形象上.
仅仅两年之后，巩俐在《菊豆》中的表演就有了质的飞跃。
这就充分暴露出《红高粱》时期我作为导演还不会导演，对巩俐这样的新人我就无计可施，但是自己会演戏的姜文就帮了我的大忙。”
谈兴正浓，感觉遇到了知己的张一谋一点都没有自曝其短的尴尬.
他感觉自己这次来戛纳最大的收获不是让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自己的电影，不是在那么多片商面前推销了菊豆，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在这里遇到了真正懂自己的贝托鲁奇.
只是张一谋肯定没想到的是，比起他电影里想要表达的那种对封建礼教的控诉，贝托鲁奇更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把握电影里那些或隐晦或直接的关于性的镜头拍摄的.
“张先生，你是如何掌控那些通过性来表达思想的镜头的尺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