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需要重视的是“支移”，本来两税应该在固定地点缴税，就像后世的粮站，兔子是直接建在乡镇一级的。但老赵家却经常强迫百姓【纳税人】把税物送到指定地点上交，如此称之为支移。这样减少了政府的运输费用，却增加了百姓负担。陕西支移曾规定一二等户支移300里，三四等户支移200里，五等户支移100里。不愿意支移的，得支付道里脚钱。起初税户为了节省运费，在原地把税物换成铜钱带到支移目的地去交税，可在路程上还要交过税（商税的一种）。道里脚钱成为定制后，元佑年间，京西路每斗脚钱高达56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数额。广德军纳苗税一石，贴脚钱三斗七升。数额之高，触目惊心。
而所谓的折变也就是老赵家按照自己的需要，把百姓应缴纳税物，折换成政府需要之物。称为折变。
按规定，折变本来应该按照市场平价的，但官府必然会压低百姓缴纳的税物价格，抬高折变目的物的价格，变相的再压榨了百姓一笔。
后世传扬的包青天包大人就曾经说过，淮南两浙的发运司命令税户把小麦按照每斗94文折为现钱交纳，比市价高两倍。到了徽宗大观二年，京西路直将民户应纳的杂钱和盐钱折成小麦交纳，而小麦的市价为每斗120文，官府按每斗53文折变。硬是生生多得了一倍多的小麦。
在折变操作中，官府官吏不按规定明示操作，而是经常多次折变，比如本应纳现钱，官府却要求折变成绢帛，然后再把绢帛折变成丝绵，再把丝绵折为现钱。这样一来，官府收到的钱经过三次翻倍，已经是原来的8倍以上。
再加之丁口钱，其数额各地不同，从100文到700文，从米数斗到一石不等。那也是一大负担，也怪不得百姓之家多有溺死胎儿的习俗了，实乃生养不起。
可以说，老赵家的这番税务政策是极近之剥削压榨。但也同样要肯定的是，老赵家的这套税务制度是绝对科学的，是绝对费了极大精力来制定的。
因为他们总能将百姓口袋里的最后一文钱给剥夺去，却又总能给百姓们留下一口果腹吃食。
赵宋一朝，为何每当天灾来临，便就是流民四蹿？那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压榨太甚，叫黎民百姓毫无丁点抵抗灾难的能力。
村坊的百姓本就对开进来的这支打着梁山旗号的队伍好奇不已。作为被梁山泊蹂躏过的所在，东平府百姓对于梁山泊丝毫不陌生。更不要说去岁冬季里被救的十几万百姓中，就有一些是东平府百姓。
是以，本地人看待梁山泊人马的表情，远没有见到官军时候恐怖。这也算是一种民众基础吧。而既然本身就有一定的民众基础，梁山泊随后宣讲的政策又是从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这样一来，宣传队周边立刻便聚集了大群的百姓。
领队脸上笑的眼睛都要眯成了一条线，如此开端真心再好不过。“俺梁山泊替天行道，岂能像那鸟官府般欺压善良？这东平府治下，不日就将清丈田亩，乡亲们且将田契备好。如属实，并力新契，分文不取……”
领队趁机叫人宣讲开来，同时着村民带路，派人向那村坊里的地主，亦兼任本地保正的刘员外送上了一封信。却是一封邀请函，乃三日后本乡政府成立之庆典。
那庆典上是会有大事要事宣布的。
村、乡镇、县、府、省，这是陆谦制定的大框架，虽然这省一级机构短时间是看不到的。而那村官，他着实担负不起。可乡镇一级机构却可以。因为乡镇一级官员的素养远没有县府一级官员所需要的高，且这般机构还是一个安排山寨伤残士卒的好去处。当然，后者也必须经过突击学习。
再说，如今的一个县也不过十几万人，富饶若郓城县也才二十万，扣除了县城外，一个县境里划不出几个乡镇来的。而梁山泊的‘官员’数量极少，考虑到实际情况，陆谦要在东平府设立的乡镇一级政府，实际上却也只有一个乡长/镇长，一个税务官，一个治安官，外加一什预备军士兵，如此而已。
他们就跟电视里的李云龙，其下属的那些‘外出’独立发展的‘工作队’一样，享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却也必须要自己给自己招来手下。那李云龙派出去的工作队甚至只有三五个人两三条枪，可经过发展壮大，经年后他们却变成几百人，上千人。
他们也要这般。
一个乡镇政府可不是三个人就能玩转的，就算是现下老赵家的体制里，乡官制度也有正副都保长、承贴人为首，其下再有大小保长和无数催税甲头为骨干。绝不是三五人就能行的。
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本领了。陆谦也是这样对乡官们要求的，权力下放给他们。他们孤零零的下到地方去，短时间里就别想着上头的支援了，府县城中留守的武装力量那是作为震慑用的。刀悬在脖颈之上，威胁力才是最大。杀鸡儆猴的事儿可以有，但绝不能经常有。
乡官这一层次，短期里一切都要自力更生。那地方上的有威望者，村寨乡落里的强人，那些心向梁山泊的青壮，都可以收为己用。治安官手下的一什预备军就是教官……
权利给了他们，那能不能将自己的‘队伍’发展壮大，并且按时按量的完成上头的指令，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这就是一场大浪淘沙的游戏。强者会崭露头角，一步步走向更高层；弱者只能随波逐流。长久的在原地打转，甚至连原有的位置都坐不稳。
